抗日战争期间，我军部队开展的大生产运动是中华民族军事史上的辉煌篇章，是人民军队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。这一运动，是从驻守延安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开始的。

　　1937年8月25日，按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，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，开赴抗日前线。同时，各部队抽调部分兵力与地方武装编在一起，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，驻在延安，肩负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任务。

　　按照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，国民政府每月要给八路军拨发一定数额的军饷，但他们采取种种办法克扣、拖欠。因此，留守兵团从成立那天起，就面临着严峻的供给困难。

　　1938年春节前，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到陇东地区视察部队，住在第385旅第770团。时值隆冬，部队缺少御寒的柴、炭，战士们被褥破烂，每天只能吃到两餐。一天清晨，萧劲光循着哨声来到一个连队的操场，只见披着雪花出操的队伍里，很多人只穿了夹衣。部队粮食紧张、被装不足，萧劲光是清楚的，但他没有料到竟至这种地步。

　　回到机关当天，萧劲光连夜召集兵团领导开会，研究解决办法。介绍完亲眼所见之后，他心情沉重地说，天这样冷，被装是首先要解决的大问题，如实在没有很好的方法，就从机关中抽、从干部中抽，宁缺机关，不能缺战斗部队。大家一致赞成萧劲光的意见。

　　1938年春节后，兵团机关组织人员对部队装备和生活情况做了一次全面调查。这次调查，进一步发现了军需方面存在的问题。可以说，第770团的情况不是个别现象，有的营团甚至比这还要严重。同时，机关也发现了一些好的做法：有的团、营开了磨坊，自己加工粗粮，既多出了面粉又不浪费麸皮；有的单位自己做豆腐、生豆芽，不但改善了生活，还节约了伙食费；有的连队利用驻地条件，自己养猪、种菜。

　　一天晚饭后，萧劲光陪同在延河边散步时汇报了这一些状况。高兴地说，对部队的这些做法，要给予鼓励，要注意帮他们总结经验；部队供给困难会慢慢的大；我们部队必须要学会搞生产，一手拿枪一手拿镐，把生产、学习与战斗结合起来，自己动手克服经济困难，减轻人民负担。

　　7月初，留守兵团党委遵照的指示召开党委扩大会，组织各部队军政首长集中研究开展农副业生产的问题。会后，留守兵团和后方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报指示。

　　电报提出，留守兵团各部队在完成战斗、警备任务的同时，一定得执行下列工作：（一）立即创办各种合作社，以盈余红利来改善部队生活；（二）大量种植各种蔬菜，不但要能立即自给自足，且能储藏一部分过冬；（三）开设磨坊，喂猪、养羊、做豆腐、生豆芽；（四）九月底之前，做到全部战士能打草鞋。除现用之外，每人要存一双以上，并尽量发动做布鞋。各班分工合作，十一月底做到全部自给，并存一双以上；（五）在节省之伙食内，抽出存洋一部，收买羊毛、驼毛，分给各班战士，织成毛袜手套、毛鞋等，保证十月底每人各样完成一双。如能自打毛背心、毛衣裤则更好；（六）提倡战士自己缝补破衣、自上袜底；（七）对事务人员，加紧节约教育，防止浪费。

　　电报指示发出后，受到官兵热烈欢迎。许多团、旅接到电报当天，就召开党委会，讨论贯彻执行办法。原本有基础的单位，逐步扩大了规模；原先尚未开始的，迅疾部署。不到1个月，花样繁多的生产活动便在留守兵团各部队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。

　　转眼半年过去了，留守兵团部队多数单位都超额完成了电报里提出的计划指标。一些单位不仅解决了粮菜、鞋袜、衣物不足的问题，有的方面还有盈余。

　　留守兵团部队供给问题逐渐得到一定的改善，但由于边区地瘠民贫，征粮困难，中央机关、学校、边区政府各部门的粮食供应日趋困难。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提出“屯田军垦”的建议，受到的赞成。1938年12月的一天，召集留守兵团、边区政府、边区参议会等单位领导开会，商谈机关、学校开展生产的问题。

　　待大家坐定，开门见山地说，我们到陕北是来干什么的呢？是干革命的。现在日本帝国主义、顽固派要困死、饿死我们，怎么办？我看有三个办法：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，那就不革命了，大家解散回家；第二是不愿解散，又无办法，大家等着饿死；第三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，自力更生，发展生产，大家共同克服困难。

　　听了的一席话，大家不约而同地回答，我们只可以按照第三种办法干。笑着说，我们来一个动员，几万人下一个决心，自己弄饭吃，自己搞衣穿，衣、食、住、行统统由自己解决。接着，萧劲光介绍了留守兵团部队开展农副业生产的情况。

　　1939年1月，《八路军军政杂志》创刊，在亲自撰写的发刊词中指出：“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，将是财政经济问题，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，也是八路军的困难，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。”遵照的指示，杂志全文刊载了萧劲光的署名文章《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》。随着《八路军军政杂志》的出版发行，的发刊词、萧劲光的文章以及开展生产运动，成为1939年春节前后延安各界议论的重要线日，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，说，今天开生产动员大会，意义是很大的。要继续抗战，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。要发动人力，就要实行民权主义；要动员物力，就要实行民生主义。今天的生产动员大会，也就是实行民生主义的大会。陕甘宁边区有200万居民，还有4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，要解决这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，就要进行生产运动。生产运动还包含一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。这204万人中，有学生、军人、老百姓等等，今年都要种田、种菜、喂猪，这是农；要办工厂，织袜做鞋等，这是工；要办合作社，这是商；全体都要学习，老百姓要开展识字运动，这是学；最后是军，八路军自然是军，学生要受军训，老百姓要组织自卫军。这样，工农商学兵都有了，聚集在每一个人身上，叫作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，也叫作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，消灭了过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。

　　的讲话简洁明了，鼓舞人心。会后，大生产运动便在陕甘宁边区党政军各界热火朝天地展开了。大家垦荒种地、建手工作坊、开展各种经营……《边区十唱》《兄妹开荒》等节目，便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反映。

　　随着机关和学校大生产运动的迅速兴起，留守兵团各部队及时总结经验、互相学习，生产运动更加活跃起来。通过半年多的努力，部队和机关都有不小的收益。为发展这一大好形势，1940年2月10日，中央和发出《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》，提出“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，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”，并要求军政首长、各级政治机关努力领导部队的生产运动，各部队依不同环境和条件开展生产运动，做到一面战斗（非战斗机关是一面工作），一面生产，一面学习。

　　此后，部队生产经营活动范围逐步扩大，不仅有农副业生产，不少营、团还集中人力物力开办纺线织布、食品加工等工厂和作坊。在朱德的建议下，留守兵团还统一组织力量开发盐田，通过食盐贸易解决经费困难。在部队的带动影响下，边区政府也开办了自给工业，机关学校乃至群众生产活动更活跃、规模更大。由此，边区部队以改善生活为目的的局部性农副业生产，发展成为整个边区的、以逐步实现经济自给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。在这一运动中，成绩最突出的是第359旅。

　　第359旅原属八路军第120师建制，战斗在晋西北抗日前线。随着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侵扰日趋加重，为加强边区防务，保障中央的安全，第359旅奉命调回边区绥德一带。调回后不久，第359旅就在绥德一带开展了生产运动，着手解决自身经济困难。1941年3月至翌年8月，第359旅分三批开赴南泥湾。

　　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黄龙山区，纵横100多里，土质肥沃，适于开垦。同时，南泥湾又是延安的南大门，距离延安不足百里。其东南方向的茶坊镇与顽固派军队占领的洛川连接。顽军在那里驻扎着1个军部和1个师的部队。第359旅进驻南泥湾，既可以开荒种地，又有利于履行保卫延安、保卫党中央的使命，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。

　　第359旅进驻南泥湾后，在朱德总司令的亲自指导下，从解决交通、食宿入手，在这里扎下根来。部队没住处，便在村边、河边露营。官兵们凭着满腔的革命热情，在“一把镢头一支枪，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”口号的鼓舞下，克服一切困难，开荒种地。更可贵的是，第359旅官兵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，还培育了自力更生、艰苦创业、同心同德、团结奋斗的“南泥湾精神”，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。

　　大生产运动全面展开后，党中央、首长也在百忙之中参加了开荒生产。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了一块地，利用工作间隙种菜。朱德与警卫员一起组成生产小组，在王家坪开垦了3亩多地，种了白菜、萝卜、西红柿、南瓜、冬瓜等十多种蔬菜。周恩来、任弼时等领导，每人有一架部队自制的手摇纺车。

　　党中央和领导始终格外的重视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。1942年底，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，及时分析总结了延安大生产运动取得巨大成绩的经验。翌年初，中央发文，按照“自己动手、丰衣足食”的目标，对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生产运动提出具体实际的要求。在党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导下，延安大生产运动的规模日趋宏大、成果丰硕，并慢慢地发展成为各根据地的普遍运动。晋绥、晋察冀、晋冀鲁豫等各根据地大多数部队做到粮食自给1个半月到3个月，蔬菜基本自给。山东、华中根据地军民通过个人动手，不仅保障了部队供给，还有了部分储备。

　　1943年秋，视察了南泥湾。他看了山川里茁壮生长的庄稼、蔬菜和漫山遍野的牛羊后，特别高兴。他说：“困难，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，大家动手征服它，它就低头了。大家自力更生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都有了。目前我们没外援，假定将来有了外援，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。”

　　全军的大生产运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。正如所指出的：“军队的生产自给，在我们的条件下，形式上是落后的、倒退的，实质上是进步的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。”全党全军开展的大生产运动，是当时整个历史链条中起决定作用的环节之一，为保障人民军队的发展和建设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，夺取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（吴殿卿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