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企业家中有两群人，一群人喜欢思考人生问题，喜欢思考世界有毫无意义，我其实属于这种。还有一群人活得特别坦荡，该做事的时候就努力做，该休息的时候就好好休息，这类人的代表是王传福、刘永好。他们都有这个特征，没什么腻腻歪歪的东西，也没什么纠结。
刘永好：我还是比较庆幸的。改革开放40多年了，跟我一块创业、一块下海的很多朋友，他们有的要么企业没了，要么身体病了。现在还在第一线且企业可持续成长的，不多了。
俞敏洪：那你觉得父母对于孩子的兴趣爱好该不该支持？如果他们想去做别的事，你强行让他们来接手企业，好像也不合适。
刘永好：关于这件事，刘畅跟我讨论过。尊重儿女的选择是很重要的，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。我女儿也喜欢唱歌、跳舞，有一次她跟我讲，她要去参加一个唱歌比赛。我一听吓一跳，心想你绝对不可以去。第一，你是企业家的女儿，谁都明白我们有钱，特别早地露头极不安全。第二，我还是希望她能够接我的班，希望公司能够后继有人。
俞敏洪：当时要束缚她肯定还是不容易的，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怎么能听这么理性的话呢？
刘永好：过了一段时间，冷静下来了，我说你唱歌肯定不行的，你觉得自身唱得好，可我听着就不怎么好，我就打压她。此外，我还问她除了唱歌，还喜欢做些什么事呢？她说她看见成都春熙路上还没有一个卖时尚首饰、饰品的店，她觉得开这样的店生意一定能好，一定能赚钱。她说她自己来牵头，然后大家投点钱，开个小店，利润会非常高。
刘永好：15岁多一点。我说你要多少钱呢？她说她算过了，装修要一两万元，进货可能要四五万元，并且要请两个小工，能不能借给她10万元？我说行，这件事我觉得挺好，你喜欢我就支持你，借给你20万元。她很高兴。
刘永好：后来，她发现生意做得挺好，要扩大一些，再借点钱，又增加了一些借款，前前后后总共借给她100万元。
刘永好：我觉得慢慢培养她的商业能力，这很重要。商业能力体现在哪几个方面？第一，她要策划，决定这件事该不该做；第二，要去采货、营销、调研市场；第三，要算账，还要算得明白；第四，要找合作伙伴，就是管人的能力。她十八九岁的时候，在北京和她的好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广告咨询公司。当时，她的那个小伙伴18岁，能说会道，头脑很清晰。我就说既然这样的话，你们搭个伴，一块做点事吧。她们两个，一个做总裁，一个做副总裁，结果那个总裁到今天也做得十分好，就是脱不花（李天田）。
俞敏洪：根据你这个案例，我觉得要想孩子未来成熟地做商业运作的话，要尽早地让他进入商业社会训练自己。
俞敏洪：你这等于培养了两位中国著名女性企业家，脱不花现在做“罗辑思维”、做“得到”也相当棒，刘畅把千亿元市值的公司全面接管过来了。你在她十五六岁的时候把她给说服了，并且沿着你想要的轨道往前走，说明你对女儿的影响力还蛮大的。
刘永好：我们这些人20多岁创业，现在都60岁了，做企业40来年了。这一批企业家，很多都在考虑传承的问题。有人说养孩子要“穷养男孩，富养女孩”，还问我是怎么做的。我觉得我的女儿和儿子，都比较穷养，没有特别富养。
刘永好：不管是刘畅还是我儿子，他们很小的时候，我都尽可能让他们做一些事，从小就培养他们一些理念。比如我教我女儿游泳，在三亚，岩石里有很多小的水坑，海水突然来了，这样一个时间段你必须往前游，不游就被淹死，但是我还是注意安全的，我在后边跟着。
俞敏洪：对儿子有咋样的期待吗？他现在经商没有？他自己有在做生意上的这种锻炼吗？
刘永好：他有一次跟我商量，说有一个小伙子有家店铺，很赚钱，最近要扩大生意，希望我们大家投点资。他问我该不该去投一点。我就问他是怎么想的，他说觉得挺好的，确实赚钱，有人投了都赚回来了。我说你觉得好就去投吧。他就把自己所有的钱凑在一起，一共两万多元，全投进去了。两个月后他告诉我，每月都分红，他也特别高兴。我说你得注意，这往往第一个月、第二个月有分红，后面几个月可能就倒闭了，人都不见了。他说不会，绝对不会。结果第三个月没赚钱，分不了红了。第四个月说不行了，希望再增加点投资。我说你增不增？他说有点想增，我说你小心一点，这个风险更大。结果又过了两个月，这钱始终没回来，最后这个小伙子的生意垮掉了，人也不见了，我儿子就亏了两万元。
刘永好：他气得不得了，但是我暗中高兴，这是个深刻的教育，这就是生意。他能有这个体会，我觉得非常好。
俞敏洪：我觉得你身上那种宏大的气场和做事情的不慌不忙，就是按部就班的推进，我觉得刘畅也学到了不少。
刘永好：我感觉我最大的遗憾就是英文不好，现在我们集团要国际化，经常跟外国人打交道，总是有个翻译在那儿，很不自然。现在想学又不行了，所以我想让她有国际化的视野。
俞敏洪：那现在新希望的决策，她是要跟你讨论，还是她自己带着手下这批人就定了？
刘永好：现在越来越放得开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重大的事她还是要悄悄地问我，董事会有时候我也参加，也说几句话。现在她的董事会我参与得极少了。
刘永好：在他十六七岁的时候，我们在澳大利亚考察一个项目，因为交通的原因，我的助手晚了一点到，我跟我儿子先到，而对方也来了。对方和我语言不通，我儿子就开始做翻译了。我觉得他那次给我的印象很深，现在很多项目我都会征求他的意见。他总是能够发表意见，而且很有他独到的地方。因为他是从90后、00后这一代年轻人的角度来看问题，我觉得挺好的。
俞敏洪：现在的这些年轻人，其实在某一种意义上已经超越我们了，对此你的心情是怎样的？会不会有点失落，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已逝去了？
刘永好：所以过去这五六年，我在推动组织再造和文化再造方面下了大功夫。我想正如刘畅说的，我们赶上了两个好时代。第一个时代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大家带来了新的机遇，只要我们敢干、认真干，就能够取胜。我和我代表的这些企业家都抓住了。第二个时代是经济转型，向着更深、更高的方向迈进，数字化转型和工业互联网这个新机会，刘畅和很多年轻人赶上了。
时代就是这样前行的，现在中国在好多领域已经走在前头了，甚至比国外更超前了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经济发展的未来，挺好的。就仿佛在大海的波涛中，我们曾经使用的是木质的船，也做得很大了，结果船被冲到沙滩上搁浅了。而这样一个时间段一些年轻人来了，造出了钢船，开得更远，更能够抵抗风浪，当这些钢船迎着风浪往前行的时候，我在沙滩上看到船里面有我的女儿、儿子，或者我认识的年轻人，也感到欣慰。
刘永好：我现在到处走走，除了看自己的企业，更多是看别人的企业，可能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跟年轻人学习。
俞敏洪：但是面对现在年轻人主导的这种高科技产业，你能很快接受吗？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不是学这个出身的，相关知识也比较匮乏。
刘永好：其实我还算好。我觉得道理很重要，把道理弄明白了，也就懂了。我们家四个兄弟一个妹妹，四个兄弟都喜欢动脑筋。那时候家里特别穷，我基本上没穿过新衣服，20岁以前没怎么穿过鞋，根本就没鞋。因为艰苦，要补贴家用，我每天早上都去捡树叶和树枝，最期盼的是什么呢？下大雨。河里面涨水了，人家都在撤退，我就跑到那个地方去等，看到前面冲过来一个树枝，就游过去把它拖上来。大家都惊了，这么点一个小孩，那么大的水。
刘永好：我喜欢想问题，就说我们生产队吧。干一天一毛钱左右，我就发现快春节的时候，城里边这些小孩都喜欢吃爆米花，很多人排队。我算了一下，炒爆米花1小时挣的钱相当于我们几个人一天挣的。我就跟生产队长讲，我们是不是去买一个爆米花机，炒爆米花挣钱。生产队长被我说动了，就花了将近100块钱去买了一个爆米花机，然后我跟他就去炒爆米花了，生意好得不得了。我们炒了三四个月，挣了差不多1000块钱，整个生产队一年都赚不了1000块钱。由于我的一个主意，任何一个人都多分了10块钱。
俞敏洪：所以背后的一个逻辑是，小时候自己想办法活得更好这件事情，对培养长大以后的能力其实特别重要。
刘永好：其实是后天的。假如我们没那么穷，就不用想那么多，下乡就下乡，进城就进城了。但当时太穷了，所以我总想多挣点钱。结果没想到这件事太好了，生产队里大家也都对我很好。
刘永好：是。有一次收工的时候，大家都要到河里去洗澡，沟边有一个井，我就跳下去洗了。
刘永好：结果生产队长找我了，说他们全喝我的洗澡水了。我说对不住，没想那么多。没想到，村民就没有骂我的。另外一个知青，大家就经常骂他。其实他比活还努力，主要是因为我帮生产队的农民创造价值了，大家都有钱赚，有一点小事大家也无所谓了。
刘永好：我当老师的时候跟很多人不一样。第一，我根本就不想当老师。第二，这个学校跟其他学校不一样，是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。当时要求国有企业大厂的厂长、经理一定要经过培训，要学习，而我们学校就是培训他们的。这些参加培训的人都是厂长，普遍比我大20岁。他们都很厉害的，我跟他们学了不少东西。
刘永好：其实我们创业很早，1979年、1980年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有新的格局。
俞敏洪：音响做了以后向其他人展示，大家认为声音还特别好听。后来你们就跑到生产队，跟他们说联合起来办一个电子厂？
刘永好：新异电子厂。有人说这事必须得经过上面批准，于是我们又把这个音响拉到公社书记那儿。公社书记一开始很高兴，但后来默默一想这不是私人办工厂，走资本主义道路嘛，坚决不行。
刘永好：当时又过了一年多，我们从始至终在观察，要做点什么事。结果我发现成都街头开始有人卖鹌鹑蛋了，两毛钱一个。我觉得养鹌鹑挺好的，但是不让做怎么办？我们找到县委书记，说：“书记啊，现在国家提倡专业户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到农村去当专业户啊？” 他说：“你们要愿意的话，我同意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们不但要自己赚钱、发展，还要一年带动十个专业户。”我们当然同意啊，于是就成立一个公司。那时候还不叫公司，叫“育新良种场”。
俞敏洪：当时县委书记要求你们带农业专业户，你们是主动把技术分享给周围的农民，一是把你们研究出来的鹌鹑饲料卖给农民，二是把你们孵化出来的小鹌鹑卖给农民？
俞敏洪：实际上我觉得你们抓住的是事物的本质，就是如何把生意做大，而不是守着自己的“一亩三分地”。
刘永好：当时没想到那么多，只想着完成县委书记交代的任务，带十个专业户，所以教他们的。
俞敏洪：后来在你们的带领下，整个新津地区，包括成都地区养鹌鹑的人慢慢地多，最后形成了一个拥挤的局面？
俞敏洪：江苏也是家家户户都养鹌鹑。后来，你们有一天突然决定不再养鹌鹑了，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？
刘永好：新津全城都养鹌鹑，半夜三四点，家家户户的鹌鹑“咕咕咕咕”都在叫。我们几个兄弟一商量，这样养的话，哪有那么大的市场需求量？
刘永好：我们感觉要出事，就印了一个“告全县人民书”，到处去贴。没想到这一贴极轰动，头天一贴，第二天价格就降，第三天孵化出来的鹌鹑根本没人买，有人把孵化出来的鹌鹑往南河里面扔，河里面到处都是鹌鹑。
刘永好：很多人因为这事赔了，但也有很多人赚了。还算好，最后控制住了。我们把养的鹌鹑淘汰了一部分，坚决转产猪饲料。因为当时我们觉得新的机会来了，应该做猪饲料。饲料中的蛋白质、氨基酸、维生素，这些我们都很懂了。另外，我们惊喜地发现，深圳有一个“正大康地”，是正大在当地办的，也是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。我发现那个工厂门口排了那么长的队，有好多还是我们四川的大卡车，把饲料从深圳拉到四川，一两千公里，豆腐都盘成肉价钱了，还赚钱吗？他说赚。我的第一感觉告诉我们该做猪饲料。四川当时的养猪量有几千万头，居全国第一，这是大产业，天花板更高。几个兄弟一听，也觉得对，大家决定做猪饲料。
俞敏洪：你应该是中国第一个叫“集团”的吧，当时连国有企业都不叫“集团”。你是看了正大集团，或者别的集团，就觉得应该这么做吗？
刘永好：我当时到美国去，美国有一个很大的饲料公司，觉得中国市场很好，想到中国来做业务，他们的老板就请我到他家去了。我过去一看，吓我一跳。当时是冬天，我记得很冷，但是他家里的游泳池还有温水，晚上的时候还能游泳，还用家宴招待我。他说“我们合作吧”，我说“好啊”，很高兴。结果我回来以后，他们就不断地提出条件了。第一，他们要派人来推进；第二，要看我们三年的财务报表，要咱们提供法律审计。我们哪儿来的三年内完整的财务报表、法律审计，那时候什么都没有。
刘永好：而且我们的各个公司在当地注册，不是集团，拼也拼不到一起。所以我们想，一要成立一个集团，二要规范财务报表，三要规范法律体系。从当时，我们就开始申请注册集团。
刘永好：对。后来就有规定，有标准了。所以我的公司就成了中国第一家集团公司，而且是没有地名的，就叫“希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”。
俞敏洪：你在中国企业家中几乎是第一批到美国走走看看的，你觉得企业家走出去看这件事情有多重要？
刘永好：我觉得很重要。我第一次到纽约去，哇！吓懵了。一看40层、50层的楼房比比皆是。当时，中国40多层的楼房还很少，街上的车也很少。我到美国的超市，商品琳琅满目，什么都有。我觉得这好先进啊，可能我这一辈子都遇不到这些事了。再到农村去看，一望无际的小麦、玉米，规模是我们的成百上千倍。
刘永好：对。回来以后，我们就得动一动，一步步往前走。我们开始规范我们的治理，还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。我们是中国第一家发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。
俞敏洪：你成立新希望以后，把这几个厂并到新希望去上市。当时国家对非公有制企业上市审批很严格，你的几个兄弟其实都反对上市，但是你还是坚持要上市。你觉得这又是一个先见之明吗？
刘永好：1993年，我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，当时工商联就交给我一个任务，看非公有制企业家有什么要求和建议。我去调研发现有这样几个：第一，民营企业贷不了款，他们盼望能够贷款；第二，当时开始有上市公司了，但是民营企业没有一个拿到指标。我就给工商联提出建议，是不是给我们工商联的民营企业一点指标。工商联经过申请，破天荒地让民营企业得到了第一个指标。
工商联主席会决定把这个指标给我。我特别高兴，但是第二天我觉得不对。第一，我是全国工商联第一个民营企业出身的副主席；第二，我天天说要争取上市指标，争取到一个上市指标就给我，好像我做的一切都为了自己。我觉得我拿这个指标不妥。第二天，工商联主席会上讨论了这件事，把这个指标给其他民营企业，但我是符合上市条件的，应该把我的情况向四川省政府建议，是不是把四川省政府的指标给我一个？
俞敏洪：当时有一段时间，房地产的收益超过了新希望农业的收益，为什么又把它收回来了？
刘永好：农业周期波动比较大，在困难的时候需要资金支持，我们房地产的一部分投资收益对此有一定帮助。但是从根本上讲，我们是农业公司，我们的主力必须在农业产业上。怎么实现猪肉自由，这是我们必须花的力，不能把资金分散了，应该做一些我们熟悉的、热爱的、有社会责任担当的事情。
刘永好：首先我父亲非常关注时事和政治，因为他可以订阅《参考消息》，所以我们从小是看《参考消息》长大的。此外，他特别注重学习，数学、物理、科技都学。他对时事的敏感，对我们爱国、忧国忧民的教育，让我们有了一个很高的定位。
俞敏洪：但是我也看到媒体上说，因为你负责公关，各种荣誉都是你拿，所以有一点没有照顾到二哥的感受。你觉得是这样吗？
刘永好：当时我是不太想分的，因为我们两个是绝佳搭配。对外在市场、原料、销售、社会资源这些方面，我绝对是有优势的。而内部管理，在精细化、技术、配方方面，永行绝对有优势。我们从来没吵过架，非常默契。而那个时候正是需要大力扩张的时候，永行提出来分开，我觉得很突然，我问为什么要这样调整。他说我们两个都很能干，这样就浪费了，还不如各自发展，要竞赛不要竞争，是不是更好？另外两个兄弟跟我想法一样，说你们发展得那么好，一个主内一个主外，为什么要分呢？都不同意，但是永行态度比较坚决。
刘永好：当时约定了十年之内，我们不跨江、不跨界，我不挖他的人，他不挖我的人，大概这样。
刘永好：超过十年了，对于市场的选择，大家都没什么意见了。现在我们挺好的，经常在一块儿交流、沟通，他有什么战略也告诉我，我也帮他想一想。
俞敏洪：四个兄弟后来决定在新津希望饲料厂存在的前提下，各自拿饲料厂的利润去干别的事情，是在哪一年？
刘永好：1992年，几个兄弟都有不同的想法。老大是搞电子的，是工程师，科学家思维特别重，说要去做电子机械这方面的事。老三是学农学的，要搞花园、种子。于是我们内部第一次商量，各自发展，存量的不动。
俞敏洪：我真是太羡慕你们兄弟之间这种情分了，太了不起了。民生银行你现在还有股份吗？
俞敏洪：有一年你做副董事长没有通过，但是你当时还是能比较平静地对待这件事情，这种肚量是怎么来的？
刘永好：当时我没想通，后来我就想，为什么有些股东，特别是平时在一起关系都挺好的股东，在选举的时候没有投我的赞成票呢？为什么第一大股东就落选董事了呢？我又认真想了想，我一直特别注意，自己办的银行，尽可能少做关联交易。所以我虽然是民生银行第一大股东，但这20年，几乎没有在民生银行贷过款。但是有些股东不是这样的，他们有资金的需求。我没有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一些问题，所以他们投了我的弃权票。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自己有做得不对的地方。我没有说民生银行一句坏话，也没有抱怨任何一个人，相反，还增持了民生银行的股份。
大概过了一年半，民生银行董事会提前换届，又请我回来，继续做副董事长。我把几个股东请在一起，把大家的手拉到一块儿，说：“我们都是民营企业家，在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竞争。我们有个共同的利益点，就是民生银行大股东。民生银行进步了，成长了，我们都受益。人生有几个20年？所以我们应该珍惜，以前那些高兴也罢，矛盾也罢，快乐也罢，恩怨也罢，都随着时间过去了！” 从那个时间开始，矛盾小了好多。
俞敏洪：现在中国不少企业家在过去40年，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问题。对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家在未来的发展，从你的经验来说，你能给他们一些什么建议？
刘永好：要谦虚一点，其实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，聪明才智也差不多，可能你更勤奋一些、更努力一些、遗传基因稍微好一些，但是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中华民族是比较谦虚的，大家都支持、帮助、认同、同情谦虚的人，而对骄傲的人，大家是不太看重的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不要有太多竞争对手、敌人。
俞敏洪：你一个人的时候，会做一些思考吗？比如活到现在，70岁了，有让你痛苦、让你焦虑和迷茫的事情吗？
刘永好：我是这样想的，因为小时候吃不饱饭，能够吃饱饭就开心。吃饭的时候有一坨猪油再放点酱油，哎呀！比神仙过的日子还好。我们那里把这叫作开心点、快乐点比较低，我觉得这很好。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百八十岁，当然了，科技发达了，可能今后人活到120岁、150岁也都是可能的，但不会超过1000岁。
生命是由若干个阶段构成的，可分为一个一个十年，假如说你每个十年都过得很开心， 那么这辈子你就是很开心的了，既然这样我为什么不开心呢？你开心，你周边的人就跟着你开心，同时你也不会恨人，人家就不可能折腾你。我没有敌人，没有特别恨我的人，没有专门整我的人。
俞敏洪：这特别了不起。那假如说这一生，你想做的事情做不完，你会有遗憾吗？
刘永好：一个人绝不可能什么事都做完的。我们创业40年了，要说累，比那些做互联网企业的累得多。要说时间长，我比他们做的长得多。但是现在那些企业青云直上，我一点都没有嫉妒他们。
刘永好：到今天我已经非常满足了。跟我的同学比，至少我的身体情况比他们好得多，我在他们跳广场舞、打麻将的时候，还在考虑跟国际企业并购和合作，这点我感觉还是蛮欣慰的。
俞敏洪：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。我就思想比较复杂，就会想我生命中还有多少事情没做，想要去全世界旅游，每个值得认识的人都想认识，在教育领域还想做这个、做那个。这样一来时间就不够用了，又舍不得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扔掉。比如我的书房有上万本书，我读过的才一千本，还有九千本我都没读，难道我的生命就要消失了吗？想到这些我就会焦虑，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。
刘永好：其实这些问题，可能你们北大的毕业生、学文科的考虑得更多一些。我完全没有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。我把我这个时代该做的事都做好了，就行了。
俞敏洪：到你这个年龄，完全可以比现在更加放松了。你现在一年还要出上百趟差，这个动力和精力你是从哪儿来的？
刘永好：我做这些事是因为我喜欢。当企业小的时候，你更多考虑的是自己。做到更大规模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有责任、有担当，所以我们积极参与光彩扶贫事业。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会觉得劳身，但是不劳心。所以我很高兴、很开心，睡得着觉，也很少生病。确实我这几年都没病过，几乎没有吃过药。
俞敏洪：我以后必须向你学习。那你觉得这种开心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结果？在你们兄弟的成长过程中，父亲影响大，还是母亲影响大？
刘永好：两个人的影响不一样。我父亲教我们要考虑国家的事多一些，考虑大事多一些，教我们怎么样忧国忧民。我父亲家里很穷，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遇到了抗日救亡运动，他还是地下党员呢。而我母亲家里相对富裕，她想去考黄埔军校，后来到重庆去考，就考上了。
刘永好：她考上黄埔军校的战地救护班。当时国共合作，史良是他们的教务长，蒋介石给他们上过课，还有宋美龄，她还有好多照片。黄埔军校那时候也搞抗日救亡运动，她跟我父亲就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线认识了。他们后来结了婚，于是就有了我们这一家人。
刘永好：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，他得了癌症，躺在病床上，我们去看他。他还在学英文、学数学，要我们好好学习，不要丢掉了知识，不要丢掉了科技。他说中国一定会变的，一定不会在当时那种格局下持续的。现在我们几兄弟每年都要回四川聚会，看看父母，看看我们的发源地，在一块儿讨论、交流一下我们未来的发展，把这种亲情、企业发展之情结合在一起。
我会慢慢培养孩子的商业能力，这很重要。商业能力体现在什么方面？第一，她要策划，决定这件事该不该做；第二，要去采货、营销、调研市场；第三，要算账，还要算得明白；第四要找合作伙伴，这是管人的能力。
小时候自己想办法活得更好这件事情，对于培养长大以后的能力，其实特别重要。
做商业，需要抓住事物的本质，就是如何把生意做大，而不是守着自己的“一亩三分地”。
中华民族，是比较谦虚的，大家都支持、帮助、认同、同情谦虚的人，而对骄傲的人，大家是不太看重的。我觉得一个人很重要的一点，是不要给自己树太多敌人和竞争对手。
当企业小的时候，你更多考虑的是自己。做到更大规模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有责任、有担当。所以，我们热情参加光彩扶贫事业。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会觉得劳身，但是不劳心。所以我很高兴、很开心，睡得着觉，也很少生病。
中华民族，是比较谦虚的，大家都支持、帮助、认同、同情谦虚的人，而对骄傲的人，大家是不太看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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